犹太人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、指向明确的问题，但“犹太人问题”在历史上却始终是一个问题。如何解决“犹太人问题”？马克思从19世纪民族−国家的历史现实出发，对鲍威尔宗教的与世俗化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，进而得出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在全人类解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实现。通过将宗教问题还原为政治问题，将政治问题还原为市民社会对金钱的追求，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，也就是摆脱了资本的羁绊后，犹太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，这是一种“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”。而阿伦特则从对极权主义统治的反思，及构建一种“犹太家园”的可能方式出发，得出了一种基于“委员会制度”的“共和主义的解决方式”。在阿伦特看来，这种制度不仅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，同时也是一种替代民族−国家和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的可能性，体现出一种新型政治哲学的内在希望。